原本，“敬酒不吃吃罰酒”不過是一句民間諺語，比喻不識抬舉、不知好歹的人(出自京劇《紅燈記·赴宴斗鳩山》)。如今，廈門國際銀行北京分行領導董某將其“活學活用”在新員工身上——因聚餐時沒喝“A角”敬的酒，其怒扇下屬耳光并辱罵對方傻X。

估計當初董某一巴掌扇下去時不會想到，其行為不僅能在8月24日換回三條相關詞條的微博熱搜，還讓自家銀行以這樣的方式迅速出圈，博得大名。

對此，廈門國際銀行北京分行官微在當日凌晨火速回應：

“確系該領導言語行為失當，對董某給予嚴重警告處分，扣罰兩個季度績效工資;對支行負責人羅某給予警告處分，扣罰一個季度績效工資。”

只能說“自罰三杯”式的處罰結果，既顯示出廈門國際銀行對如此惡劣事件的輕視;也暴露出這種鐵腕管理亂象在整個行業(yè)中的普遍性，不足以引發(fā)更嚴重的處罰。

當然，此次事件之所以引發(fā)如此大輿論反彈，背后一個重要原因在于——酒桌上開始出現(xiàn)拒絕討好領導的年輕人了。

勸酒陋習寄生的土壤

在解讀中國“酒桌文化”時，很多觀點喜歡將首要條件歸因為我們身處在一個人情社會。

確實，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婚喪嫁娶、升學請托都離不開飯局。輩分(權力)+面子(利己)則逐漸演化成了“酒桌文化”的精神內核，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酒桌規(guī)矩也在助長勸酒的風氣。

尤其在政商領域，不僅有“煙搭橋，酒開路”俗語，還流傳著 “三小時電話抵不過三杯酒” 的說法。

《IC實驗室》便在相關文章寫道：“傳統(tǒng)政商領域里，做什么事情如果喝不到位，事情多半也做不到位。曾經(jīng)有人做過一個研究，發(fā)現(xiàn)如果某個月中國基建投資同比增長強勢，那某高端白酒的股價往往會提前一到兩個季度增長。兩者的曲線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。”

比如很典型的“這杯干了，這個合同就是你的了”，那言下之意是不喝你就出局了;比如在你表示不勝酒力時，對方會說“我干了，你隨意”，結果對方一飲而盡后，你不干反而是不給人面子。

《中國青年報》社會調查中心2018年對2005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，92.3%的受訪者有過被勸酒的經(jīng)歷，74.0%的受訪者被勸酒時推脫不過就接受。70.7%的受訪者認為喝酒應本著自愿原則，不貪杯不勸酒。

事實上，中國人并沒有嗜酒的習慣。

根據(jù)智研咨詢發(fā)布的《2020-2026年中國白酒制造行業(yè)發(fā)展模式分析及投資風險研究報告》顯示，在日常場合飲用白酒的比例僅為18%，遠低于其他酒類。消費者飲用白酒的場合中應酬聚會占25%，與朋友/同時聚會占27%，家族聚會占10%，酒席和喜宴占10%。社交動機是購買白酒的第一驅動力，相比其他酒類，情感需求和功能性飲用這塊，白酒的需求低了一大截。

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曾做過一個調查，他們調查了移民到加拿大的華人，發(fā)現(xiàn)這些華人在移民后酒精消費降低了70%，可見中國人是相對來說不愛喝酒的。

對此，網(wǎng)上已有觀點將其總結為，勸酒本質上是一種服從性測試，考驗被勸酒者是否愿意犧牲健康和面子來飲酒。“說白了，上位者極度害怕失去權力，所以通過逼迫下位者喝酒來不斷確認自己的權力，下位者則通過自虐與出丑來表示服從。”

所以，表面上廈門國際銀行員工已經(jīng)算是社會精英階層，盤古七星酒店的消費水平也算和國際接軌，但骨子里搞起聚會，還是村頭土老板宴請那一套，在酒桌上一樣狼狽不堪。

當然，也不要想當然認為“酒桌文化”只是中國特有的習俗。事實上，它并非局限于某個國家一種孤立的文化現(xiàn)象。放眼全球，日本人的酒吧文化、韓國人的ktv文化、西方世界有Big night傳統(tǒng)。本質上，這種文化是對權力的濫用——一種上對下的迫害，是根植于人性陰暗面秘而不宣的一部分。

除此之外，勸酒陋習的破壞力還在于逐漸模糊了公與私的界限。

比如在該事件中，銀行領導董某從曾看好楊某某到氣急敗壞咒罵甚至掌摑，不過是“A角”敬酒被拒后其威嚴掃地的無能狂怒。也有朋友刻薄的指出，董某骨子里應該就是典型的“當慣了奴才，一招翻身做主子，自然不把下屬當人看。”

本質上，他是權力裹挾下一個“丑”的符號。而他信奉的這套“統(tǒng)治性”職場文化往往以粗暴的形式示人，內心理所當然將下屬歸類成權利的附庸，還打著“培養(yǎng)”和“重視”的旗號，完全罔顧聚會上人權平等以及自身行為是否違法的基本常識。

有網(wǎng)友說，這類事件頻出，是不是可以把“酒桌文化”寫到公司的規(guī)章制度里，細化出內控措施?

可以坦誠的說，即便有企業(yè)愿意這樣做，但如此私人化的規(guī)定實行和界定起來都非常困難，真出了事兒企業(yè)大可以“私人聚會屬于私生活，企業(yè)無法管控”為由甩鍋。

至于那群追罵楊某某到電梯口的同事，自然是領導董某成功馴化的擁躉。

不可否認，在城市鋼筋混凝土縫隙間棲身的年輕人很容易焦慮，他們日復一日在KPI困境中閃轉騰挪，無孔不入的壓力與挫敗倒逼著他們往上攀爬。眼看那些“會來事”的同事通過態(tài)度上討好、言語上諂媚成功上位，自然容易把他們當作職場底層往上翻騰的樣板。

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：因為看到有人“溜須拍馬討好領導”上位成功——于是默認這種做法的正確性并積極實踐——希望最終自己也能成功。而楊某某在這場聚會的行為顯然變成了“打翻狗食盆，誰也吃不成”，所以才會加入羞辱楊某某的隊伍，追罵其至電梯口仍不罷休。

以前接觸過一些投行、券商的年輕人，他們喜歡別人問在哪兒工作時風輕云淡回答“國貿”、“金融街”，小布爾喬亞的酸腐氣和偽中產(chǎn)的優(yōu)越感溢于言表。

從私人線下聚餐就能感受到，在那個行業(yè)浸淫越久，酒桌上那一套敬酒、勸酒的規(guī)矩越發(fā)在腦中根深蒂固——斟酒時斜風細雨，敬酒時話里藏事，勸酒時口是心非，觥籌交錯之間全是人情和沖突，酒局的本質也變成了極具功利性的social。

其中某位朋友就告訴我，“金融行業(yè)站在薪酬體系金字塔尖，對那些能力相對平庸的從業(yè)者而言，待遇往往決定了忍容的上限，所以愿意犧牲一部分能力之外的東西——比如尊嚴。”

對此，網(wǎng)友@予荍一針見血指出，相比成為千里馬，遇見伯樂顯然更重要：

“金融行業(yè)人均985，年薪百萬，每個人的價值相對可控。然而人生際遇的轉變恰恰在于能否遇到伯樂，此伯樂是廣義，包含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等多種不可控因素?，F(xiàn)實中，這些不可控因素恰恰會被階層、權力、等級差異所左右。”

年輕人不吃那一套了

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(fā)現(xiàn)，很多職場影響力變現(xiàn)的酒局上，消費最多的往往都是所謂的“新人”。

一方面，“新人”往往是團隊服從測試中處于搖擺狀態(tài)的新生力量;另一方面，在一次次以“新人”名義組織的聚會上，大小領導的敬酒，“命令”意味濃厚，這不過是在眾人面前彰顯權力、鞏固威嚴的流程罷了。

往前推二十年，很難有不識相的年輕人被帶入局，或者“廈門國際銀行領導掌摑員工”的事壓根不會在網(wǎng)上引起如此大的輿論反彈。

在強調集體的年代，“酒桌文化”也是職場生存法則的重要組成部分，老一輩喜歡宣揚“犧牲自我，為集體多想一點”，他們勸酒時喜歡說“不會喝所以得練，酒量是練出來的”，結果后輩們前赴后繼端起酒杯一飲而盡——因為那時候領導簽字不僅能解決待遇、住房問題，甚至決定著你的工作調動和職業(yè)走向。

如今時代變了，年輕人開始強調自我，敢于跳出既定游戲規(guī)則，更推崇“活在當下，為自己負責”的人生態(tài)度。他們明白過來，酒量壓根不是量變到質變的邏輯，喝多喝少都是身體機能所決定的，而勸酒的人不會對你的健康負責。

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送過醉酒同事回家，扶醉酒的人上車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。人會因醉酒整個身體肌肉處在放松狀態(tài)，全身的重量會不均勻地大范圍分布，當四肢晃動時，重心不斷轉移而變沉，只能吃力的把對方半背、半拽、半拉到車上。

正如李方波所說“拼命三郎都是隱藏的病號”，所以面對肆無忌憚勸酒、讓員工在死亡線上試探的領導，聰明的年輕人不慫了。

知友@cniris給出了一個形象的類比：我爹那個年代，討好領導可以分一套房?，F(xiàn)在這個年代，討好領導只會讓你多加班替他還房貸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完全可以憑借自身能力在社會中生活的很好。

PayPal發(fā)布的《全球自由職業(yè)者調研報告》顯示，千禧一代已經(jīng)成為了中國自由職業(yè)者的主要人群。而在領英《第一份工作趨勢洞察》報告中，90后當上CXO所需時長僅為80后的3/5，70后的1/2，大大超過了職場前輩。

職場類似一所“學徒制”大學，新人初入職場很容易高估自己，導致四處碰壁，這時候有老人愿意幫帶一下自然能少走很多彎路。但在現(xiàn)實中，那些只虛長年紀的領導覺得自己理所應當被后輩恭維，年輕人自然不買賬。

在年輕人看來，這些形式主義的“無效社交”不過在挖空心思制造工作之外的壓力

知友@小侯飛氘在《為何現(xiàn)在的90 后都不愿意討好領導?》這一問題下有個35K的高贊回答：

“有個與世隔絕的村子，因環(huán)境問題導致所有人都患有腰椎病，大家都直不起腰。幾代之后，人們大都對彎腰低頭習以為常。

直到有一天環(huán)境突然變好了，新生兒不再患有腰椎病，自然立直了腰板。這時有的老一輩卻反過來質問：為什么年輕人都不愿意彎腰了?”

所以，想要改善當下“酒桌文化”的勸酒風氣，僅僅依靠個體反抗、法規(guī)禁令懲戒是遠遠不夠的，它是一個系統(tǒng)性的修復工程，需要對龐雜人際關系進行梳理，需要平等理念真正在職場、生活中被尊重和踐行。

關鍵詞： 勸酒陋習